造化賦形，支體必雙，神理為用，事不孤立。夫心生文辭，運裁百慮，高下相須，自然成對。唐虞之世，辭未極文，而皋陶贊云∶“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”。益陳謨云∶“滿招損，謙受益。”豈營麗辭，率然對爾。《易》之《文》、《系》，圣人之妙思也。序《乾》四德，則句句相銜；龍虎類感，則字字相儷；乾坤易簡，則宛轉相承；日月往來，則隔行懸合；雖句字或殊，而偶意一也。至于詩人偶章，大夫聯辭，奇偶適變，不勞經營。自揚馬張蔡，崇盛麗辭，如宋畫吳冶，刻形鏤法，麗句與深采并流，偶意共逸韻俱發。至魏晉群才，析句彌密，聯字合趣，剖毫析厘。然契機者入巧，浮假者無功。

　　故麗辭之體，凡有四對∶言對為易，事對為難；反對為優，正對為劣。言對者，雙比空辭者也；事對者，并舉人驗者也；反對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對者，事異義同者也。長卿《上林賦》云：“修容乎禮園，翱翔乎書圃。”此言對之類也。宋玉《神女賦》云∶“毛嬙鄣袂，不足程式；西施掩面，比之無色。”此事對之類也。仲宣《登樓》云∶“鐘儀幽而楚奏，莊舄顯而越吟。”此反對之類也。孟陽《七哀》云∶“漢祖想枌榆，光武思白水。”此正對之類也。凡偶辭胸臆，言對所以為易也；征人資學，事對所以為難也；幽顯同志，反對所以為優也；并貴共心，正對所以為劣也。又以事對，各有反正，指類而求，萬條自昭然矣。

　　張華詩稱∶“游雁比翼翔，歸鴻知接翮。”劉琨詩言：“宣尼悲獲麟，西狩泣孔丘。”若斯重出，即對句之駢枝也。

　　是以言對為美，貴在精巧；事對所先，務在允當。若兩言相配，而優劣不均，是驥在左驂，駑為右服也。若夫事或孤立，莫與相偶，是夔之一足，趻踔而行也。若氣無奇類，文乏異采，碌碌麗辭，則昏睡耳目。必使理圓事密，聯璧其章。迭用奇偶，節以雜佩，乃其貴耳。類此而思，理斯見也。

　　贊曰∶

　　體植必兩，辭動有配。左提右挈，精味兼載。

　　炳爍聯華，鏡靜含態。玉潤雙流，如彼珩珮。

關鍵詞：文心雕龍,麗辭

　　《麗辭》是《文心雕龍》的第三十五篇，論述文辭的對偶問題。“麗”，即耦，也作偶，就是雙、對。講究對偶，是我國文學藝術獨有的特色之一；對偶的構成，和漢字的特點有重要關系。所以，從我國最早的文獻《易經》、《尚書》等，直到現在的文學作品以至一般著作，也常用對偶。本篇就是對這一重要問題所做初步總結。

　　全篇分三個部分。第一部分論對偶的形成原因及其源流梗概。劉勰認為，大自然賦予萬物的形體是成雙的，因此，反映萬物的文學創作，只要對事物作全面考慮，就可“自然成對”。這個道理雖然很不全面，但它不是從追求華麗出發，而是從客觀事物的自然之美出發。聯系下面所講“奇偶適變，不勞經營”等觀點來看，用不用對偶，取決于內容，則對偶的運用，也是為了更好地反映客觀事物。因此，劉勰認為古書上的對偶，如“滿招損，謙受益”之類，并不是有意為對，而是事實如此，“率然對爾”。到漢代以后（主要是東漢以后），逐漸“崇盛麗辭”，才愈來愈講求精細，并發展而為繁濫。

　　第二部分講對偶的種類。劉勰將古來對偶歸納為四種類型：言對、事對、反對、正對。言對、事對“各有反正”，也包括在四種基本類型之中了。劉勰認為這四種對，言對易，事對難，反對優，正對劣。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對的。

　　第三部分首先列舉幾種應該避免的弊病，如相對兩方的內容重復、優劣不均、孤立無偶和對偶平庸等，然后提出總的要求：要對得合理恰當，并美如聯璧；對句和散句應交錯運用，像用種種不同的玉器加以調節。

　　劉勰生當六朝駢文盛行之際，《文心雕龍》也用駢文寫成；本篇所論，褒多于貶，說是他對駢文是有所偏愛的。在文學創作中，若發揮漢語的有利因素，“奇偶適變”，對加強作品的藝術性，以及更好地表達某些內容，都是有益的。劉勰對此做了初步總結，也是可取的。問題在于，本篇并非專論對偶；所謂“迭用奇偶”，顯然指駢文而言。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對句，就不存在“迭用奇偶，節以雜佩”的問題。駢文以對句為主，可說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體，總結這方面的經驗，是意義不大的。

　　（一）
　　大自然賦予萬物的形體，必然成雙成對；這種自然規律所起的作用，使事物不可能孤獨形成。經由人心產生的作品，作者對各種思慮的安排處理，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適當，自然就形成了對句。唐堯虞舜時期的作品，雖然還未充分講究文采，可是皋陶在贊助舜帝的話中就講到：“罪過有疑問要從輕處理，功勞有疑問應從重獎勵。”益向舜陳說謀議中也講到：“自滿必帶來損害，謙虛必受到益處。”這豈是有意制造對偶？隨意講出就自然成對了。《周易》中的《文言》、《系辭》，是經圣人精思寫成的。《乾卦》中講“元、亨、利、貞”的一段，是句句排偶；講“云從龍、風從虎”等同類相感的話，則字字相對；講乾易坤簡的道理，就婉轉曲折相對；講“日往則月來”等，便和“寒往則暑來”等遙相對應：這些論述的字句變化雖然有所不同，但其意思相對則是一致的。至于《詩經》中的詩篇，春秋時期各國大夫的應對辭令，其對句和散句都是隨不同的內容而變化，并非著意安排。到漢代揚雄、司馬相如、張衡、蔡邕等杰出的作者，特別愛好駢儷；他們的作品，有如古代宋國的繪畫，吳國的冶鑄，在作品上精雕細刻，使駢偶句子和豐富的文采交相輝映，相對的意義和高雅的韻味并駕齊驅。到魏晉時期的作者們，造句更為精密，對字偶意，推敲得細致入微。但對偶得當者達于精巧，濫湊浮華者便無成效。

　　（二）
　　對偶的格式，約有四種：言對是易對的，事對是難對的，反對是好對，正對是劣對。所謂“言對”，只是文辭上的對偶；所謂“事對”，是用兩種前人故實組成的對偶；所謂“反對”，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對偶；所謂“正對”，是事雖有異而意義相同的對偶。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中所說：“（帝王）應用《禮》來修飾容儀，在《書》中遨游學習。”這就屬于言對一類。宋玉《神女賦》中所說：“毛嬙遮上衣袖，不足法式；西施掩住面容，比之遜色。”這就屬于事對一類。王粲《登樓賦》中所說：“鐘儀被囚禁在晉國，仍然彈奏楚聲；莊易做高官于楚國，病中仍發出越吟。”這就屬于反對一類。張載在《七哀》詩中所說：“漢高祖懷念家鄉枌榆，光武帝思念家鄉白水。”這就屬于正對一類。這幾種對偶中，司馬相如的對句只由內心組辭而成，所以言對比較易作；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實成對，所以事對比較難作；王粲是用被囚和官顯兩種相反的人來說明“人情同于懷土”，所以反對是較好的；張載的出句和對句都是說帝王懷鄉，所以正對是較差的。無論言對事對，都各有反正兩種，照此推究，各種對偶的類型就很清楚了。

　　（三）
　　張華的《雜詩》中說：“遠游的雁并翅飛翔，歸來的鴻連翼而飛。”劉琨的《重贈盧諶》詩中說：“孔子聽說獲麟而悲傷，孔丘因魯國打獵獲麟而哭泣。”這種重復，就是對偶中多余的枝指了。因此，美好的言對，以精巧為貴；高明的事對，必求其恰當。如以兩事相對，而優劣不相稱，就如駕車，左邊是良馬而右邊是劣馬。若所寫事物是孤立的，沒有什么和它相對，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著走路了。即使有了對偶，但沒有奇異的同類，缺乏特殊的文采，寫得平平常常，就必將使人讀之昏昏欲睡。所以，必須做到事理圓合，對偶精密，有如雙雙璧玉的章采；并交錯運用偶句和散句，就像用各種不同的佩玉加以調節，這就是完美的儷辭了。按照這種要求來思考，運用對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。

　　（四）
　　總之，事物本身自然成雙，文辭也往往俱有對偶。創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顧，偶辭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時得到表現。這種對偶像光彩的并蒂鮮花，具有明凈的千姿百態。對偶句和單句都加潤飾，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雜佩。